过往传奇 - 爱德华·百达

1841年，爱德华·百达-普雷沃斯特（Edouard Pictet-Prevost）¹ 成为1805年²创立的德·坎德尔和都雷蒂尼银行（De Candolle, Turrettini & Cie）的合伙人，将家族姓氏百达（Pictet）带入银行并延续至今。该银行在日内瓦被法兰西帝国吞并时成立，当时正值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引发经济衰退，日内瓦金融业大规模破产后进行了重组。

整个19世纪，百达家族的合伙人经常在董事会中“父子相传”，以便在公司中留下家族印记：这源自加尔文主义³传承的严谨性，对相关事务明智而审慎的管理理念，以及在金融投资方面对世界相当开放的态度。

然而，这并非瑞士百达独有的管理模式，而是日内瓦私人银行的共同传统。虽然后者目前正在经历一个深刻变革的时期，但几个世纪以来，它在法律形式、活动类型和行为规则等方面保持了令人惊讶的连续性。

17世纪下半叶进入“商业银行”的时代，日内瓦人开始通过贸易、外汇和敏锐投资赚钱。该趋势在18世纪加速推动日内瓦成为重要的外汇中心；再后来名噪一时的“精选家族经营私人银行集团（la haute banque）”应运而生。从那时起，这些银行家被冠以“私人”之名，因为他们在业务经营中，要么单独行事，要么通过有限合伙的方式与几乎总是至亲的合伙人共事⁴。从商业本质上讲，他们日益专注于资本投资交易：买卖和管理客户的证券，并为想要善用财富的人提供建议⁵。从一开始，他们就积极投身于为受限而可靠的客户服务。他们的商业关系构成了一个主要基于国际胡格诺派社群的庞大而复杂的网络，而该社群由在“避难”运动中逃往其他国家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创建和供养。历史学家赫伯特·吕西（Herbert Lüthy）将18世纪的日内瓦银行体系定义为“卓越的胡格诺派银行”⁶。

百达家族属于日内瓦为数不多的“原初”家族，这意味着他们在宗教改革7之前就已获得资产阶级成员的官方地位(droit de bourgeoisie)；他们与来自新教难民的法国和意大利家族一起，构成了“日内瓦贵族阶层”⁸。直到1846年的激进革命，此类资产阶级精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贵族”，他们最初掌握的是政治而非经济力量，并在宗教改革之后，通过携手各类法律事务所履行学术和教牧职责，在城市中树立道德权威。实际上，16世纪和17世纪的日内瓦尽管充斥着加尔文主义的理想，但享受的财富依然微薄，“财富远不如声名重要”⁹。新家族加入贵族阶层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贵族阶层充当着寡头政治的角色，加剧了这个小共和国内部的政治紧张局势。从18世纪开始，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精英投身于银行和金融企业，历经几多波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尽管贵族阶级在1846年由詹姆斯·法兹领导的革命中失去了一些政治权力（百达家族未受波及），但其金融实力却几乎完整保留¹⁰。

当然，任何个人或家族都有各自特殊的命运，不可能一概而论。但是，从许多历史、社会学和宗教的角度来看，百达家族被视为对日内瓦的政治和经济历史有着如此显著影响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为此，考虑其成员的经济使命感颇具意义。因此，我们将研究百达家族在某些商业和银行企业，以及后来在19世纪瑞士百达银行发展中的参与情况¹¹。为了更详细地介绍该家族，我们首先要对其历史、史学和家谱作一个快速概览。然后，我们将着眼于其在18世纪的历史背景中涌现出来的商人和银行家。该部分内容主要基于吕西对新教银行的研究工作¹²。随后，我们将考虑从1841年至1926年银行几乎完全由家族成员管理的这段时间。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多年危机和战争之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一种日益团结的方式，以尽量减少管理中家族经营及个人化的一面¹³。有关这些部分，我们回顾了与19世纪相关的瑞士百达集团档案，并通过查看似乎关联的家族档案来补充我们的研究。

让-丹尼尔·坎多（Jean-Daniel Candaux）在1974年出版的《百达家族史》（Histoire de la famille Pictet）一书的开头写道：

“百达家族的历史值得一写，因为它是日内瓦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有时会与之融为一体¹⁴。”

实际上，尽管如今百达这个名字似乎主要与同名银行集团的成员有关，但日内瓦和百达家族之间的联系最初起源于政治层面。从1575年阿米·百达（Ami Pictet）当选政府官员到1792年日内瓦革命，除了两个短暂的时间段（1607-1616年和1768-1775年），前共和国的小议会¹⁵中始终至少有一个百达家族成员¹⁶。

革命并没有阻止百达家族承担这一职责。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他们都在市、州和联邦竞选政治职位。

查尔斯·百达·德·罗夏蒙（1755-1824）体现了这种对城市公共事务的承诺，其曾在巴黎、维也纳和都灵会议上谈判日内瓦领土扩张，以期让日内瓦加入瑞士联邦，并在第二次巴黎会议（1815年）为出席的各国列强起草了承认瑞士永久中立地位的宣言¹⁷。然而，这种自16世纪以来格外鲜明的政治倾向，如今似乎已逐渐消失。